书法家周祥林：书法对我而言，就是“字比天大”

导演与书法家，是周祥林肩负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看似没有关联的艺术门类，非但没有搅乱他前进的步伐，反而相生相长，互为促进，按他本人的话说：“我常常都不知道我在跨界。”多年来，周祥林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斐然成绩。在影视方面，周祥林拍摄了电视剧《走出蓝水河》《青花》《书圣王羲之》等，以荧幕作品矢志不渝地弘扬书法等中国传统艺术精粹。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丰富的拍摄经历使他见到很多书画真迹和摩崖石刻，同时也将山川的广阔收于胸中、落于纸上，滋养了他书法中独有的朴茂与灵动。比起艺术家，周祥林给人的气质，似乎更像一位在喧闹城市中偏安于一隅的魏晋文人，闲适自如，无论任何一种身份“架”在身上，他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更加了解书法、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周祥林本人，也始终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初衷。

　　1、艺术跨界的打通与融合

　　任何艺术、任何行业，打通以后就没有障碍。我把书法和导演当成一回事来做。

　　记者：您在影视与书画领域皆有所成，拍摄了书法题材的电视剧《书圣王羲之》等，选择拍摄王羲之与他所处的魏晋时代的缘起是什么？

　　周祥林：我很小时，每天看父亲写字，跟笔墨纸砚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感情。上世纪90年代初，有幸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黄惇老师的书法研究生班，接着又到北京参与书法杂志和书法图书的编辑工作。应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书法一直与我紧密相连。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说过这样一句话——“戏比天大”，书法对我而言，是“字比天大”。上世纪90年代初，书法远没有现在的热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书法、了解书法呢？当时电视剧特别盛行，我就想，如果能拍一部电视剧，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很多人不就都知道书法了吗，这个念头一出，便埋在了我心里。

　　后来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报名学习时，招生老师问我：“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我说：“我是学书法的。”他很好奇，问学书法为什么来学导演。我当时年纪轻，也不怕，脱口而出说，我就是为了拍《书圣王羲之》，老师听完后，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好了，录取你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导演系。后来才知道，导演系其实挺难进的，历经辛苦拍出《书圣王羲之》，也是为了兑现对老师的一个承诺。

　　中国历代那么多的书法家，为什么要选王羲之？是因为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王羲之又是魏晋书法中最顶级的人物，以王羲之为主角，就是把最好的书法呈现出来，呈现给知道、不知道书法的人，我的初衷就是这样。

　　记者：您作为书法家，以导演的角度去撰写、拍摄这部有关书法历史的电视剧，有怎样的体会？

　　周祥林：从历史上来看，汉字对亚洲很多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的国家至今仍在沿用汉字，所以我们在演员选择时，将中国、韩国、日本的演员都囊括进来，目的是让更多的周边国家对书法、对汉字文化产生认知、认同感，这是在本质上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

　　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把思想性、学术性放在第一位。这既是该剧的特殊性，也是

我们的职责。魏晋时期的书法本身就非常复杂。到了魏晋以后，汉文字演变的自然属性已经结束了，真行草隶篆这些字体在魏晋已经完全成熟。如何体现成熟的文字魅力？比如笔法，自古以来，大家都在把它当作神秘的东西，其实它也很具体，在电视剧里，“玄秘”和“具体”应该都要有，这样观众才可能认同。

　　我的三位老师沈鹏先生、黄惇先生和陈家林导演，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能乱来、不能戏说。最怕的就是把现在的创作习惯用在魏晋的场景中，试想，如果剧中王羲之使用丈二的洁白宣纸和长锋羊毫、斗笔，观众可能看得很过瘾，但显然是一种“麻辣”。王羲之是一位伟大的革新家，他在学习前人字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体，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创新者，这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真正的创新，创造了魏晋书法的最高峰，王羲之也由此而成为我们后世的楷模。这些内容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完成，不仅要以一种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更需要思想和学术来支撑。

　　记者：对于艺术的跨界创作，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祥林：《道德经》里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最终归于一，我认为“一”就是“通”，任何艺术、任何行业，通了以后就没有障碍。我一直是把书法和导演当成一件事来做，比如书法，一个字是由几个笔画组成，一行字又是由几个字组成，一张字又是由几行字组成。同样，一场戏是由几个镜头组成，一集戏又是由几场戏组成，一部戏又是由很多集戏组成，本质上它们都是蒙太奇。

　　所以当导演和写书法对我是一种互补，这种互补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到一个地方拍戏，我不会像平常旅游一样走马观花。拍摄《书圣王羲之》时，剧组跑了全国十多个省，五台山、泰山、黄山等许多名山大川都去了。这种浑厚的山川之气，本来就是我所缺乏的，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观千岩万壑，赏辽阔壮美，抒胸襟、体沉雄、吐块垒、纳风云，再把这些融入到我的笔墨之中，这哪里是跨界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无论写书法还是做导演，唯一能把这两点打通的，就是坚持读书。如果只停留在一个行业的技术上，就会处处是障碍，但如果坚持读书，就会排除障碍，化为一体。

周祥林与沈鹏先生合影

　　2、为艺应严谨，为人应真诚

　　沈鹏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要走正道、走大道；读书、学习、思考；求新、求变，这是为艺方面。为人，沈鹏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真诚、善良、有仁爱之心，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根本所在。

　　记者：您师从沈鹏先生，受到沈老多年的谆谆教诲。沈老曾给过您怎样的指导？其中对您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祥林：沈鹏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要走正道、走大道；读书、学习、思考；求新、求变，这是为艺方面。为人则要求我们一定要真诚、善良、有仁爱之心。这是大的框架、大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根本所在。

　　我认识沈鹏先生将近30年，30年，按说跟他很熟了。但事实上，我每次跟沈鹏先生在一起时，都是两种感受相交织。一种是如沐春风，一种是如履薄冰。如沐春风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心，他纯真、善良、宽容，做什么事都推己及人，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们跟先生在一起没有负担。如履薄冰是因为沈鹏先生做人做事坚持原则，不会因为你是他的什么人而特殊化。沈鹏先生的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这让我们时时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沈鹏先生还勤于思考，任何一个问题，不仅要思考，而且要思考到最深处。这些都让我们无形中产生一种压力。古人说“以行立言” ，在沈鹏先生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

　　我跟沈鹏先生之间，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交流方式，就是写信。在当代通讯科技如此发达的环境下，我们经常用毛笔写信，当然很多时候都是我向沈鹏先生求教。沈鹏先生的回信，会提供给我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包括某一个字怎么读、某一个典故怎么用、某一篇文章怎么写才能更好等等，都很具体。所以，每次沈鹏先生给我来信的时候，我家里人就会开玩笑地跟我说，肯定又是给你开小灶了。这种教导美好又幸福，会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记者：您擅长的众多书体中，为何对草书偏爱有加？您认为在草书创作中应该注意什么？

　　周祥林：中国书法的每一种字体都有它自身的魅力，草书可能更容易让别人窥探到你内心的情感波动，所以很多人喜欢草书。但人们对草书也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只要写得快、写得草就行，其实并不尽然，古代人就有“作草如真”之说，写草书要像写真书一样，速度要慢；苏东坡也说“草书难于严重”。

　　“匆匆不暇草书”，虽然有两种断句，但是我更倾向于“匆匆，不暇草书” ，意思是说，如果匆匆忙忙的，就不要写草书，草书必须很严谨、很认真。草书还要有丰厚的学养及其他字体的融通。孙过庭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要想创造出真正好的草书，真行隶篆都要通。其他字体当然也要，但草书更明显、更突出。

　　记者：在诸多的书法形式中，您为何钟情于翰札？

　　周祥林：我们看古代传下来的很多名迹，《快雪时晴帖》《平复帖》《伯远帖》等等，到后来苏东坡、米芾、颜真卿的作品，以及号称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都是翰札。翰札是最古老、最优美的一种形式，最能表现人内心的细微变化。翰札发展到今天，内容也十分丰富，不只是相闻的尺牍，诗草、文稿等等，悉可归之为翰札。这种形式在古代就是日常交流，现在已非常少见，这或多或少让现代人少了些静享的乐趣。比如写信，现在发条微信就可以了，实际上只是起到通知的作用，翰札就不一样了，古人很注重节俭，比如用墨，不像现在墨汁一倒一大盆，古人研多少墨写多少字。写信的时候，写写研研。读信的时候，甚至能看出什么时候停下笔，什么时候思考，什么时候又研墨，什么时候蘸了笔再写，可以感受到对方思考、用心的过程。社会再发达，人的情感也不应该粗糙，情感一粗糙，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没有了。

  秋兴八首条屏（局部）　周祥林

　　3、临古而后出新

　　创新是所有艺术的必然，每一个艺术家最终都是要创新，没有一个人想抱着别人的东西不放，永远成为别人的影子。

　　记者：书法创作既需要技法，也需要具备审美的能力，可以请您谈谈技法和审美的关系吗？

　　周祥林：古人说技近乎道，可见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技，就进入不了道。临帖就是锤炼技，不临帖，就算天天写也没有用，王铎被称为神笔，晚年仍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但若只停留在技上，匠人而已。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如果说形质属于技，神采就属于形而上的道。书法最终呈现给人的是美、是境界，但美和境界必然是建立在笔法、结字诸形质之上。所以，技和道是互相依赖、交融映衬的关系。

　　杨万里说作诗要“去文、去理、去意”，字也一样。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大美的必然。《诗经》中的“蒹葭苍苍”，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作者没有说，仅用了“蒹葭苍苍”四个字，无文（纹也）、无理、无意，而产生的境界美则是无穷的，和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一样。书法也是，好的作品，就是通过笔墨挥洒出一个境界，一个可以让人想象的美的境界。

　　记者：在外行人的眼中看来，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写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不理解临古帖的重要性。您认为书法为何要临古？

　　周祥林：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就在于它的传承性，传承性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如何传承？当然是从古贤的优秀作品里得到，这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但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总是学古人，会不会失去了自己？我想是不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怎么会因为学习古人而失去自我呢。恰恰相反，如果不学古人，你可能有个性，但这个个性一定毫无价值。风格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的，如果个性没有价值，风格自然也没有价值。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笔法是书法的核心价值所在，丧失了笔法，就不叫书法。就像梨子和苹果，核心最重要，核心决定了这个水果是苹果还是梨子，也决定了它本质的味道。

　　记者：如今，创新是时代赋予文艺家的责任。在您看来，如何在临古与创新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周祥林：创新是所有艺术的必然，每一个艺术家最终都要创新，没有一个人想抱着别人的东西不放，永远成为别人的影子，当代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虽然说要临帖，要学古人，但也不能唯古是从、唯一是从，不能只学某家某帖，一个有志向的书法家一定是有创新精神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山谷等等，无一不具有伟大的创造性。

　　新和旧、古和今，不是矛盾的，而是交融的，这很像科学和艺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完成无数个精准复杂的试验，也一定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同样，艺术家在发挥无穷想象力的时候，也一定有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二者在最高点上达到完美统一。古和今也是一样，学古人学到最极致的时候，“新”可能就出来了，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每每如是。

　　如果经不住诱惑，便很容易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而行。对此，孙过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我们要学古人，但时代中优秀的内容也不放过，这样才会古今相接，继往开来。选择学习书法，就意味着要摆脱浮躁、摆脱名利思想，如之古和今、新和旧的关系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记者：您的著作《花笺一百声》《词间一百声》是以毛笔书写在书笺上的古文诗词、警句等书法作品。同时配有原诗文和一篇您对诗文词章的感悟，它以书法传递出了一种诗意的美感，可见您在学习书法的同时，对中国传统诗词等文化同样十分重视。在您看来，读古诗词对学习书法的意义和重要性在于何处？

　　周祥林：艺术没有对错，但有雅俗。雅从何而来，又如何脱俗呢？回答只有两个字：读书。古往今来的大书法家都善属文，比如王羲之、李白、张旭、苏东坡等等。读书不止是开拓视野，更是对书法的滋养，二者是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古代，书法在文化范畴里，不是简单的艺术。但现在大多数人看书法，都在乎法度、技巧，而忽略意境，尤其是诗一样的意境，缺少了这种诗意欣赏，书法就与普通写字无异。比如明清两代的馆阁体，虽然字字板正，没甚毛病，却因没有诗意而索然无味。天地自然、日常生活中都充盈着诗意，诗意可谓无处不在，但若不用心，便稍纵即逝。我非常害怕我的身上失去诗意，所以会有意识地去学习寻找，我写《花笺一百声》《词间一百声》，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美好的诗意。

　　记者：您认为书法家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周祥林：首先人品要好，古人说，“心正则字正，心正则笔正”，书品如人品，绝不是一句空话，简单来说，谁的家里会挂一件坏人的字？我们知道的蔡京和蔡襄，如果完全从书法水平来讲，蔡京可能并不逊于蔡襄，但蔡京的书法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广为流传，这就是人品在起作用。第二是要励志，学习书法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坚强的意志。书法学习之初是非常枯燥的，天天写啊、临啊，难免生烦起厌，这个时候，意志力就十分重要，有了远大的理想、有了目标，再大的困难都不会屈服。第三是要勤奋，越是天才越要勤奋。张芝池水尽墨，王羲之入木三分，怀素芭蕉当纸，勤学苦练的功夫一点都不能少。第四要多读书、长见识；要壮游，行万里路，大好河山对人的滋养非常重要。史传王羲之当年受卫夫人之教，又一直身居江左，笔下乏力，而后来北上看到许多名山大川，心胸大为开阔，笔下也顿有苍茫。

古诗十九首之十一首　周祥林

　　4、继承而后发扬

　　当代尽管网络超级发达，键盘似乎代替了书写，但在中国，仍有数不胜数的人天天手握毛笔，挥写真草隶篆，这是中国书法遗世独立的超然魅力。

　　记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书法已经逐渐褪去实用性。人们在今天了解、学习书法有什么意义？当今书法家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的新变化？

　　周祥林：当代形势下，书法家不可能像古代文人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法家必须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比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虽然经历了恐惧、悲伤，但白衣天使无惧无畏的付出，感动温暖着大家，很多书法家纷涌而出，精心创作作品赞美他们。这种行为，我认为早已超出了书法本身。面向生活是当代书法家的本色。要高雅也要接地气，但这个地气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通过自己的才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纵然力量微小，但泰山不让其土，润物无声正是一切复兴的开始。

　　记者：可否请您谈一谈书法在当代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传承？

　　周祥林：书法传承在当代明显不足，原因固然很多，但浮躁恐怕是罪魁祸首，比如展览前的一些培训班、辅导班，往往带有很大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些“速成”培训不仅打破了传承中的宁静，也误导着身在传承中的人去寻找捷径。其实，耳濡目染才是传承最好的方法，只是这个方法花的时间长，而且还不容易见效果，在浮躁的心境下，谁还愿意这么做呢？另外，好老师的稀缺，也是传承的一大困境。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在新时代的当下正在改变，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中小学书法教育，可谓迫在眉睫。现在很多小学生都喜欢拼乐高，实际上，中国汉字就是最奇妙的“乐高”，每一个笔画、每一种字体，仔细琢磨，不仅其乐无穷，还能生出无尽的想象，更能体会出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让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并不是要他们都成为书法家，而是要培养他们认真专注、观察思考、仔细整洁等良好的习惯，这些习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时，书法需要多方面的滋养，比如文学、历史、音乐等等，这就促使他们更广泛地去学习，久而久之，修养、学识自然会增厚加深。

　　记者：中国书法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应该如何继续发展、继续弘扬？

　　周祥林：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个人更愿意把书法非遗当做一种荣誉，因为书法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未断，甚至连间隙都没有。当代尽管网络超级发达，键盘似乎代替了书写，但在中国，仍有数不胜数的人天天手握毛笔，挥写真草隶篆，这是中国书法遗世独立的超然魅力，我想，只要汉字存在，书法就不会消亡。同时它也是警示，提醒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及年轻人了解书法、亲近书法，有了他们，中国书法就有了源头活水，就有了奔腾不息的江河。其次，我们要倍加珍惜已有的古今书法作品，这也是源头活水。这些作品有的藏在博物馆、艺术馆中，还有的则可能分散于祖国各地的名山万壑中，这些风雨中的摩崖刻石十分珍贵，我们必须竭全力以保护。我想，做好这最重要的两方面工作，中国书法就会得到很好的弘扬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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