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更多慈善能量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慈善事业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发展。”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慈善事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不仅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更为所有关心、热爱、投身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慈善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与事业发展空间。因此，如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下贯彻慈善事业发展新理念，把握慈善事业发展新方向，推动慈善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正日益成为全体慈善行业从业者与新时代社会建设实践者进行深入思考与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奉慈善事业宗旨 显时代责任担当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与战略举措，提出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历史课题。作为一位资深管理者与从业者，您认为慈善行业在其中正在发挥怎样的作用?还应从哪些方面积极回应和参与这一重大战略?

　　宫蒲光：我们首先要厘清慈善事业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价值与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它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中的准确定位，并运用正确的改革方法充分发展这一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

　　总的来看，慈善事业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实践，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是我国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慈善事业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首先，从政治属性上说，慈善事业是我党为民宗旨的重要实践，集中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慈善事业所强调的一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二是为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人民群众服务，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帮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共享美好生活。慈善事业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神圣使命，在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领域奋力作为，保障与维护了最为困难、最需帮助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党的为民宗旨一脉相承。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因此，我们必须把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切实解决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各级慈善组织充分发挥自身机制灵活、贴近基层、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积极投身助力脱贫攻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伟大实践，广泛开展各类扶贫济困项目及活动，凸显了慈善的价值与使命。据民政部统计，2011年至2017年间，全国向扶贫领域进行慈善捐赠达1712亿元，占各级财政扶贫总投入的10%左右。仅2019年，全国慈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便将近500亿元。在全面告别绝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慈善事业在巩固脱贫成果、参与乡村振兴、扶助困难弱势群体、助力社会兜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价值属性上说，慈善事业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学家厉以宁1994年首次提出“三次分配理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一理论写入会议决定，成为党对慈善公益事业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三，从功能属性上说，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现代慈善事业涵盖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等领域，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发展慈善事业，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特别是兜底保障的重要渠道，是政府社会救助制度的有益补充，对于拓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织密织牢兜底保障网，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第四，从社会属性上说，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运行中自我调节的一种具体方式，它联接我国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与重要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联接突发事件应对与日常社会治理，联接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慈善事业还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也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社会力量。特别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慈善组织不仅承担着慈善募捐的重要任务，也是为抗疫斗争提供志愿服务的生力军。

　　最后，从文化属性上说，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慈行善举既是高尚道德境界的外化，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中，慈善光芒始终闪烁，经久不熄，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鲜明注脚。

承过往辉煌业绩 启未来发展新章

　　记者：就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来看，您认为当代慈善呈现哪些突出特点，而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修正与完善?

　　宫蒲光：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起伏曲折的过程，慈善事业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慈善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相互吻合，互为印证。纵向来看，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为整顿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经历了容许—改造—整顿—停止的过程;从1957年到1980年为停滞阶段。从建国初“三大改造”之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慈善事业出现20多年的发展停滞乃至归入沉寂状态;从1981年到2012年为复苏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党和国家逐步重启慈善事业，将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从根本上提升了慈善事业的价值与意义;从2012年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我国慈善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逐步建立，慈善社会组织体系初具规模，慈善服务监管体系初步形成，慈善事业日益呈现出法治化、多元化、组织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横向来看，当代慈善事业呈现了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法治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继《慈善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又修订了《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了《志愿服务条例》，目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也正在修订之中。配套制度建设方面，自2016年以来，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20项配套政策，全国各地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二是慈善事业总体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20年10月，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近9000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3100余家，备案公开募捐方案20200余件，备案慈善信托465单，财产总规模超过32亿元。志愿服务方面，全国志愿服务组织达1.4万多家，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1.8亿人。捐赠规模方面，2019年全年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价值1701.44亿元人民币。尤其是在抗疫斗争中，据民政部统计，截至今年4月下旬，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捐款419.94亿，抗疫急需物资10.94亿件，几近各级财政抗疫资金总投入的1/3;三是互联网慈善地位日益凸显。2020年，仅腾讯“99公益日”3天时间，网上互动人次便高达18.99亿，5780万人次捐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配捐，共募善款30.44亿元;四是公众慈善意识不断提升，全民参与慈善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诚然，由于我国当代慈善事业起步晚、基础差、规模小、水平低，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通过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慈善领域暴露出了许多突出问题与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尚待进一步激发。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接收的捐赠款物额停留在1400亿至1500亿的水平上，增幅不明显，人均捐赠额和慈善捐赠额在GDP中占比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蕴藏在民间的社会资源和爱心善意有待进一步发掘;二是慈善事业法治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慈善法》出台4年多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化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但依法行善、依法促善、依法治善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体现在全面贯彻落实《慈善法》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互联网慈善法规政策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机制尚不健全，慈善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盲区，慈善统计制度和慈善信息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等等;三是慈善组织自身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质量、数量、结构等与《慈善法》立法预期和慈善事业发展态势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体现在慈善组织数量发育不足、慈善组织能力与公众期待不相适应、慈善行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尚未形成等方面;四是志愿服务工作制度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在《志愿服务条例》的推动下，各地为促进志愿服务，在精神鼓励、物质激励和政策优惠上做了积极探索，形成了许多有益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志愿服务协调机制尚不够健全、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还有待完善、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仍有欠缺等。

　　记者：对于上述这些主要问题与短板，您认为应采取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

　　宫蒲光：我认为首先是要切实提升全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条件。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增强全民慈善意识纳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大力推进慈善理念培育、慈善理论研究和慈善文化传播，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积极倡导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慈善风尚，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慈善、关心慈善、支持慈善、自觉投身慈善，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阳光法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捐赠者和慈善从业者的社会荣誉感，激发全社会爱心济世、善意助人的强大正能量。

　　其次，要努力调动一切力量，不断推动慈善事业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慈善事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从第三次分配的高度，将慈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制度，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要坚持法治思维，全力推进《慈善法》的全面贯彻落实，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积极促进慈善事业法治化进程。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抓住重点、整体推进。要不断完善行业管理，促进各类慈善组织快速发展。

　　第三，要努力营造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积极推进慈善领域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细化和落实《慈善法》已明确的各项慈善促进措施，适时启动慈善法修订工作，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四，要努力提高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着力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突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合理梯次分工的现代慈善组织，鼓励、支持慈善行业组织和枢纽型组织在配合政府、协调引领、行业自律、维护权益等方面发挥作用，形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共同构筑健康有序、多元合作的慈善行业生态和治理格局。

　　总而言之，目前，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任务，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发展。慈善事业也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正在由边缘逐步走向社会中心，成为推动我国公共治理进步的重要路径。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制度的成熟与定型，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夜建成。我们在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和慈善制度建设等方面仍存在多重困难和亟待破解的课题，需要我们既审慎而行又勇于拓新，既心怀理想又脚踏实地，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对慈善事业的殷切期望。

携脱贫攻坚之力 建乡村振兴之功

　　记者：今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目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正在逐步展开。慈善事业在其中有哪些突出贡献?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将有哪些主要作为?

　　宫蒲光：助力脱贫攻坚是广大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价值体现。据民政部统计，自脱贫攻坚战开启以来，全国社会组织共实施扶贫项目超过9万个，投入各类资金1245亿元，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我们始终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入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广泛深入开展多种帮扶项目，充分彰显了作为全国慈善组织排头兵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我们坚决按照中央与民政部要求，深入聚焦“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累计在脱贫攻坚领域投入各类款物价值82.85亿元，其中2020年达到10.73亿元。针对民政部定点扶贫地区的江西莲花、遂川两县，我们有针对性地开了“慈善情暖万家”“药品援助”“遂川县青年就业(养老护理员)培训”“遂川阳光家园”“中慈爱心图书室”等项目。2020年5月，获得民政部通报表扬。中华慈善总会与万达集团合作的大型“造血式”精准扶贫项目贵州“丹寨万达小镇”、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和每年投入5000万元建立的专项扶贫基金，带动了丹寨20多个产业发展，帮助1.6万贫困人口实现增收，为丹寨全县整体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我们与河南、陕西等6省慈善总会及波司登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了“慈善情暖万家”活动，为广大困难群众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心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

　　今年，我们正处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今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放在首位，明确提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抓紧完善优化具体实施办法，确保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这对于已脱贫地区妥善解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顺利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具有重大意义。

　　客观来看，我们虽然告别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和特殊困难群体依然会长期存在。在未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这些曾经贫困的地区仍有可能成为最大短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与重点扶助。所以，在“后扶贫时代”，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其作用将会变得更加突出，更加任重而道远。

　　今年1月份，我们召开了中华慈善总会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确定了“围绕大局抓工作，创新理念谋发展，努力推动2021年工作稳中有进、再创佳绩”的工作方针。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我们部署了三项重点工作：一是以巩固脱贫成果为抓手，继续深入开展传统扶贫济困类慈善项目。持续做好援藏援疆工作和民政部定点的江西莲花、遂川及兴国三县巩固扶贫成果工作，积极探索“后扶贫时代”慈善救助新模式;二是以“善济病困工程”为抓手，继续做好大病医疗救助项目。进一步发挥中华慈善总会在大病救助方面的资源优势，推进现有药品援助项目，继续做好“微笑列车”“先心病、包虫病患者救助”等项目，不断扩大受益群体。积极稳妥地与网络平台机构开展医疗救助项目合作，探索在医疗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慈善项目新的切入点，为困难群众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作用;三是以“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自身平台资源整合功能，在今年内力争实现全国新增参与工程实施的县(市、区)达到100个、筹款达到3亿元的初步目标。继续开展以支持困难群众、农民工和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为主要内容的扶助项目，探索“造血式”的帮扶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担当，新的时代呼唤新的作为。慈善事业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事业。我们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慈善事业一定会迎来更加璀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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